马客偲、麦克司、马尔格时，马克思最早的中译名了解一下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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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道来
听我讲马克思
原文 ：《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之一)》
作者 | 上海社会科学院 徐觉哉
图片 | 网络
《万国公报》最早披露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
《万国公报》是1887年在上海创办的广学会刊物。在两年后的第121-123期上，英国国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及其中国秘书蔡尔康合作节译了英国社会学家B.颉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一书，书名译为《大同学》。该书第一章《今世景象》鼓吹基督教救世，但文中披露世界有位“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文中还提到另一位名人“恩格思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又说，“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据目前所知，这里的“马克思”、“恩格思”以及《大同学》中另一处提到的“马客偲”，都是迄今为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早译名。
李提摩太
1901年1月28日，《译书汇编》刊登的有贺长雄著、社员译的《近世政治史》中，提到“麦克司与拉沙来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说”；1902年9月，梁启超化名“中国之新民”，在改良派的《新民丛报》18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进化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的论文，其中说明“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这一理论，是属“麦喀士之社会主义”。这个“麦克司”与“麦喀士”，无疑又是一种新的译法，且在文中屡次出现。
1903年，又出现了三种译法。一是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我国第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近世社会主义》（日本人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这本书的第二编在介绍德意志之社会主义时，提到了“加陆·马陆科斯”；二是由中国达识社翻译、《浙江潮》编辑所出版发行的日本幸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这里有另一种译法：“马尔克斯”；三是《浙江潮》第8期刊载的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在第三篇“新社会主义”中，共产主义创始人之一被译作“埋蛤司”。过了三年，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3号上连载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最早介绍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但他用的译名是“卡尔·马尔克”。在同年同《大同学》一文刊上发表的吴仲遥的《社会主义论》中，又称马克思谓“玛鲁珂士”。上述不同译名的出现，估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译者对外语语音掌握程度的差异及在Karl Marx的发音上带有浓厚的地方口音所致。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各种译名被许多进步报纸和书刊广泛采用，触怒了反动当局。一次，北洋军阀的头目在一份刊物上看见介绍有关社会主义思潮的时文，其中有“马尔格时”的译名，于是就发了一道“内阁令”，叫警察厅凡是遇见有“马尔格时”字样的书籍就没收。当时，一个警官问：“‘马尔格时’和‘马克思’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厅长回答：“一个名是4个字，一个名是3个字，你难道不明白吗？”从此，在北京的报刊杂志上有关“马尔格时”的文字虽然不露面了，但“马克思”的学说继续盛行。也许可以这样说，反动政府的愚蠢查禁，却为统一马克思的中译名起了一定的作用。
梁启超成为最初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
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最初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他在流亡日本期间研究西学，并写过不少篇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也接触过社会主义和有关马克思学说的著作。他在一些文章中，对马克思及其学说做过零碎的、片断的介绍。
随后，他在主编《新民丛报》期间，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1902年9月，梁启超在第18号上以“中国之新民”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其中评价颉德是“独辟蹊径单然成一家言，影响于世界人群之全体，为将来放一大光明者”，文中还4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
1903年9-10月，他在第42-43号上又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指出“而观夫近今社会党之生计学者，其论托辣斯也，不惟无贬词，且以其有合于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新民丛报》人，著书甚多）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近阶梯，而颂扬之”。
在这两篇文章中，梁启超将“马克思”译为“麦喀士”，并称其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和“社会主义之鼻祖”。
马君武最早公布一批经典著作书目
马君武
1903年2月15日，由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上，发表了辛亥革命元老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中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竞争是世界发达之源，因此“马克司之徒，遂指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相同之点，谓是二主义实相与有密切之关系”，并且认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斗争为历史之钥。”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既肯定竞争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又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竞争导致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使人类达于理想之境的出路，经过阶级斗争即可进入“共同和亲，利益均享”的新境界。他还认为，竞争固然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又造成了人的根性劣下，社会主义主张改变社会组织，必将导致道德、智识、物质、生计之进步，实现世界面貌根本改变。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
他对社会主义持尊崇和敬仰之态度，并鼓励人们认真研究它。“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为此，他还在该文附有“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列举了26部研究社会主义的参考著作，其中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5篇马克思主义经典书目，以作为人们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参考资料。这是最早在中文报刊上看到的一批经典书目。
朱执信最早介绍马恩生平并摘译其学说
朱执信
中国人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并摘译他们著作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朱执信。1905年11月26日，朱执信署名“蛰伸”，在《民报》第2号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首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文章介绍说：“马尔克者，名卡尔尔Karl氏马尔克,生于德利尔Trier。父为辩护士”,“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始冀为大学祭酒……”。“初马尔克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嫣及尔Friedrichs Engel（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友善。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即布鲁塞尔）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诸世。是为《共产主义宣言》。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由此，朱执信说，对于马克思，“欲不宗师而尸祝之，其安能也”（即怎能不视马克思等人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宗师而加以拥戴呢？），而马克思“所为文，奇肆酣畅，风动一时”，以至于“当世人士以不知马尔克之名为耻”。
朱执信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为例，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及其主要思想。并节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10条措施，将其视为马克思阶级斗争手段的体现：“马尔克素欲以阶级争斗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殍之齐氓，观于此十者，其意亦可概见。”文中还强调：“凡是诸设施,亦不必凡国皆宜,要必善因其国情以为变。”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著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并直接翻译了它的部分内容。
首次传入马克思的肖像
1907年，世界社出版《近世界六十名人》一书，收入近代60位世界名人的照片，其中刊登了马克思1875年在英国伦敦拍摄的肖像，时年57岁。
这部图书由法国巴黎印成后运回我国国内发行,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一肖像后被1920年8月出版的中文第一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作为封面，以及用于中文版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在红军时代曾被印于中央各革命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上。
至此，马克思的名字、学说和形象都已传入中国。
据查，1920年12月，上海印刷工会出版、发行了一本《友世画报》，在该刊的创刊号上，最早使用了大幅红色马克思画像，头像下方有手写体的“Karl Marx 马格斯”字样；顶部右侧手写体英文为“THE WORLD FRIEND”，一条红粗线条。
最早传入中国的马克思肖像把右下角分隔成一个三角形，三角形内置有“地球”图案，由此可见编刊者的全球视野。
国内第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
1919年2月，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有较大影响的北京《晨报》副刊进行改组，增加了介绍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同年5月，又开辟了国内第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负责人是著名《晨报》记者陈溥贤，他与李大钊的关系密切。
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专栏除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性译著和马克思生平简介之外，还刊载了马克思的原著译文。陈溥贤善日语，以“渊泉”等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译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这些文献包括：《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原著《劳动与资本（一）》《马氏资本论释义》等。此外，《晨报》副刊1919年7月还刊载了无译者署名的《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等文。陈溥贤等人译介的大量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地区乃至全国的传播都有很大的影响，《晨报》“马克思研究”专栏也因此成了是影响较广、发行量较大的报纸。
李大钊首次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
李大钊
1919年9月和l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重要著作，它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他指出：“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而贯穿三部理论的一条主线，就是马克思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可见，这时的李大钊已经重视从整体上去把握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部分。
第一个“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诞生
1917年冬，李大钊受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后，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他大量扩充了图书馆中的有关民族解放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包括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把图书馆变成学习和研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场所。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一些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
他们旗帜鲜明，公开宣称“对于马克斯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研究会成员有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人，设有3个特别研究组和11个固定研究组，会员共60余人。为了迷惑敌人，他们经常把马克思译成与“马尔萨斯”相似的“马尔格士”，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
研究会定期举行演讲会、学习讨论会和设立研究组，如《共产党宣言》研究组和《资本论》研究组，通过一些纪念活动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同时积极参加实际革命活动，声援工人。0
研究会部分会员在北京合影运动并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3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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